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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政协人眼中的方志敏——方志敏之所以成为方志敏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9-08-29 14:52:41

咱政协人眼中的方志敏

——方志敏之所以成为方志敏

●晨夫

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1935年8月6日),原名远镇,乳名正鹄,号慧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他的评价是“三句话”: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的缔造者。

我要讲的几个故事是:

故事一: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追忆方志敏的故事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重大公开政治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有四次追忆感怀方志敏:

第一次,201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重要讲话中说:“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

第二次,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他说:“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等,都以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

第三次,2016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方志敏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但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强调:“这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

第四次,习近平总书记参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当展现《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宣言,方志敏在狱中撰写的《可爱的中国》手稿时,习总书记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仔细观看,并详细询问有关情况,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

习总书记四次追忆、感怀方志敏,我们感到亲切无比,感动无比,成为我们深入做好方志敏研究的强大动力。

故事二:方志敏“诗以言志”坚定理想信念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1935年1月19日,即方志敏被捕前10天。本来方志敏、粟裕等800余人已冲出敌人包围圈。当发现还有一支部队落在后面时,方志敏毫不犹豫地回去接应。结果被七倍于我们的国民党顽军围困在怀玉山区。当时正值隆冬,敌军前封后堵,形势万分危急。方志敏从容镇定,指挥部队与敌周旋。当饥寒交迫的部队经过一片竹林时,方志敏眼前一亮,顿生感触,招呼大家围过来说:“你们看,这些竹枝被冰雪压得多苦!可是它们依然坚强不屈!”他随即用竹枝在雪地上写下《咏竹》诗:“雪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表现出一个革命者不折不弯、临危不惧的大无畏气概,极大鼓舞和激励了将士们的战斗激情,直至战至一兵一卒。

该故事说明:革命理想高于天,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习总书记反复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方志敏身上最闪光的精神财富就是理想信念。他的狱中著作最突出的内容就是理想信念。方志敏心中的“理想信念”,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指“人们对理想社会的坚定信仰和执着追求。”我通过梳理后认为:方志敏的理想信念不是空的而是实的,它包括以下内涵:

其一,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在《可爱的中国》中他表示:“我是一个笃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坚信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要覆灭,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共产主义。”在《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一文中他强调:“我们相信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必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全部成功!共产主义世界的系统,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而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类从痛苦死亡毁灭中拯救出来,全世界的光明只有待共产主义实现!”有了这一最高理想,不仅在内心构建起坚固的精神堡垒,而且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激励他不辞辛劳,不计生死,不懈奋斗。

其二,次高理想,就是要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各项事业欣欣向荣。方志敏十分关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胜利,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充满赞赏之情。在《为纪念列宁敬告民众》一文中,他说列宁“领导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从沙皇淫威之下解放出来,成立了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展开了人类新历史的第一页”;在《可爱的中国》中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因受列宁主义的影响和十月革命的暗示已日趋于高涨。”

其三,阶段性理想,就是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他说:“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他号召苏区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去为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到底!

其四,他心中的中国梦。习总书记说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信念,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可爱的中国》介绍了方志敏的“中国梦”,就是:“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他认为:中华民族在很早就建造了万里长城,开凿了运河,古代中华民族能够创造这些伟绩,就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无限创造力的民族。当这个民族得到了自由与解放时,它的创造潜力将会无限地发挥出来,届时的中国必定能实现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

可见,方志敏的理想信念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故事三:方志敏大力呼应毛泽东走符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故事

在组织队伍方面,他创造了“上名字”的办法。一般意义上的根据地开辟,主要依靠外来军队的武装力量。比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主要依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部队。这两支部队都响应毛泽东“从进攻大城市转而向农村进军”的号召,着力于打开新的局面,因此,军队开到哪,红旗就插到哪。这种自上而下靠武力解决的模式速度比较快,方志敏本想走这条路,可没有现成的武装可以依靠。为此,他创造了“上名字”的方法。1927年底,也就是“八七会议”之后,在蒋介石进行了反动大屠杀、革命处于低潮时,方志敏潜回家乡,提出“重起炉灶,再来干吧!”的思路,抛弃国民党的旗帜,举起共产党的旗帜,并创造性地通过“上名字”的办法组织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团”这一集军事、政权于一体的农民武装。回老家第一天,他把共产党员召集在一起。同志们一见到他,先是惊喜,后是失望。惊喜的是,他安全回来了;失望的是,他没有带军队或枪支。方志敏笑着对大家说:“你们都说我没带一兵一卒,可这叠红纸中却藏着千军万马”“你们都拿上几张红纸,分头去找自己的亲朋好友,凡是愿意参加土地革命的,就请他在上面画个押,这千军万马不就有了吗?”“上名字”是方志敏组建工农武装的重要方法。7天内,弋阳九区许多贫苦农民都被秘密串联起来,“组织了二十几个党的支部,群众团体也组织了同样的多”。到第二年1月,农民革命团很快发展到170多个团6000余人,漆工暴动、弋横暴动就是靠这支武装进行的。这支部队后来成为红十军的主力。

在执行上级决定方面,既坚决服从,又相机行事。当他收到中革军委要求红十军“攻打九江,配合其他各路红军,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命令时,方志敏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红十军的兵力少,难以攻克敌人重兵据守的九江重镇,特别是红军没有水运船队,要由景德镇西渡鄱阳湖,进攻九江,难以实施。因此,他向中央建议改变决定。但是,中央拒绝采纳他的正确意见。方志敏忍辱负重,一方面服从中央决定,同意红十军攻打九江;另一方面叮嘱军长周建屏:“军事行动要相机行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结果,他们取得了“江桥大捷”等九江外围战的胜利,红军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得以壮大,既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又避免了红十军的重大损失。上饶地处吴头楚尾,吴人的柔与楚人的刚,使方志敏形成了刚柔相济、灵活机动的性格。这种性格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屈能伸、能刚能柔、能文能武,最可贵的是能创造性地执行上级决定。

在实践探索上,方志敏是党内最早认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重要性的革命家。是被公认的“农运大王”之一。方志敏完全赞同毛泽东提出的思想和主张。他所撰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赣东北苏区创立的历史》《建设我们铁的红军》等著作,创造性提出了关于“上名单”发动群众举行武装暴动的思想,关于正确开展土地革命的思想,关于建立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关于党的建设及其反倾向斗争的思想,关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思想,关于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思想,关于根据地经济贸易工作的思想,关于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思想等,为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赣东北苏区鲜活的例证。

故事四:方志敏发挥和运用“统战策略”的故事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方志敏推进根据地建设的“拿手好戏”。方志敏擅长做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动群众联谊交友,求同存异,尊重包容,为党结交了一大批肝胆相照的党外朋友,把革命阵营搞得大大的,把反动势力控制得小小的,显示了他高超的政治智慧。即使是被捕入狱,仍不忘统战工作,将敌人营垒的人争取过来,成功把狱中文稿传递到党组织手中,创造了我党统一战线的一个奇迹。具体来说:

其一,在土地分配上,“凡不反对苏维埃政权者均有分得土地之权”,这就争取到更多的民心。1928年底他签署《布告》,公布了信江特区苏维埃制定的《临时土地分配法》,规定:“没收豪绅地主和一切封建祠堂的全部土地,以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进行分配;凡不反对苏维埃政权者均有分得土地之权”,从而争取了更多的人支持苏维埃政权。在革命实践中,方志敏认识到:“打土豪”的办法不是根据地发展的长久之计,地主、富农等“土豪”是越打越少的,靠“打土豪”求发展后劲不足。他认为,只要“土豪”不反对苏维埃政权,就应有平均分得土地之权;在推行苏区股份制过程中,也应允许“土豪”多持股。所以,在赣东北苏区,除了镇压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包括大义灭亲、枪毙顽固不化的五叔方高雨外,赣东北苏区制定政策,允许中小地主和富农分得一部分田地,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动分子,这也成为赣东北苏区土地革命的一个亮点。

其二,在发展红军过程中,大力争取敌军起义投诚,最大限度地化敌为友。苏区初创时期,没有正规的武装力量,方志敏除发动当地农家子弟参军参战外,大力争取敌军起义投诚。他把争取广大士兵群众的“士兵运动”作为苏区三大中心任务之一,制定了慎密的工作计划。如,派党团员和已觉悟的俘虏到白军中去当兵,进行“攻心”;派人在交通要道开店或做小贩,利用一切机会接近白军士兵,同时,组织兄弟会、同乡会做工作,争取更多人投诚。1930年7月的苏区情况通报指出:“每月有20多个反动军队士兵哗变”,有的甚至是成排成连制的投诚起义、参加红军,这为红军队伍的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将源、兵源。起义过来的白军下级军官匡龙海后来担任了红军的师长、代理军长,龙志光担任了红十军的旅长、师长。方志敏评价他们“为赣东北苏维埃立下了不少可敬的战功”。1929年,方志敏得知上海吴淞口要塞的炮兵团长宣化民是弋阳县九区宣家村人,是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就以同乡名义连续写信,言辞恳切、晓以大义地劝他弃暗投明。宣化民看了方志敏的信后,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红军。方志敏对他十分信任,先后任命他担任红军学校大队长、教务长等职。

其三,善于和外国商人交朋友,争取国际上的支持。1930年7月,红军独立团攻打景德镇后,俘虏了13个在景德镇做生意的英美法等国商人,并把他们押往葛源。几个“老外”为此大发雷霆,并绝食抗议。方志敏回来了,用英语和他们交流,并吩咐做一些好吃的招待客人。方与他们同吃同住,宣传共产党政策,陪他们参观苏区,陪他们到列宁公园打球,这些老外很感动。不仅继续和苏区做生意,回国后,还寄来钱物支持苏区建设。毕业于日本医科大学的名医邹思孟来到苏区,方志敏任命他为红十军总医院院长。在他的带领下,苏区创办了拥有医护人员100余人、病床300多张、科室基本齐全的红军医院,有力支持了革命战争。值得一提的是,在方志敏领导下,赣东北苏区先后兴办了列宁师范、列宁小学、列宁公园、工农剧团等,吸引了一大批向往苏区的文学青年和知识分子。

其四,经济建设上,他明文制止、严肃处置“将商人当土豪打,任意没收商人货物”的“极左”现象,全力把多种经济成分搞得“火火”的,把增收渠道搞得“多多”的。

一是积极探索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贸易渠道并存的战时经济政策。苏区采取“政府投资、集体集资、个人集股”的方法,开办煤矿、木炭、地雷、造纸、制糖、榨油、被服、家具等工厂;明文规定“允许外国企业重新订立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保护贸易自由,准许外来经商,开辟市场进行赶集”;降低工商税率,对粮食买卖不收税,积极出口苏区生产的大米、生猪、木竹、土特产品,大力进口苏区紧缺的食盐、布匹、日用百货,开展以物易物、银元、货币结算等交易方式。

二是大力开展对白区的贸易。设立了18个对外贸易部门,疏通苏区与白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吸引了大量白区商人来苏区做生意。1931年8月,苏区各县都设立了对外贸易处,畅通了陆上、水上对白区的贸易,《赣东北苏区的历史》一文说:“每月营业额达20万元,可以盈利12000到18000元。有些群众说,这是神仙想出来的办法呀。”

三是探索发展金融产业。1930年,他们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具有国营、合作经济和私人资本多元性质的经济体“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后发展为“闽浙赣苏维埃银行”。他创造性地把西方资本主义的融资工具应用于苏维埃经济建设中。1933年9月,通过苏维埃银行发行股票10万元,实际发行14万元,募集来的资金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支持了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也大大改善了红军和群众生活,赣东北红军曾一度过着“隔日有肉吃”的生活。

四是选择在畲族拉开革命暴动序幕,实现“中间开花”,四周响应。横峰县姚家乡的楼底、蓝家等村庄,是蓝姓畲族聚居地,有300多户人家,大部分是受剥削、压迫最重的畲族农民。对畲族群众的革命斗争,方志敏实行了与汉族“相区别”的策略。1927年1月,方志敏在深入调查、精心策划基础上,深入到楼底、蓝家等村发动暴动。他利用组织畲族“兄弟会”“喝鸡血酒”“拜把子”等方式,成立农民革命团,培养了一批畲族干部。在方志敏领导下,举行了闻名四方的楼底蓝家暴动并大获全胜。一时间,方圆百里都积极响应,解除国民党县政府武装,弋横一带更是成为农民革命团的天下。

这些有效管用的统战策略,为形成“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红十军、推进苏区各项工作、打破敌人经济和军事封锁作出了突出贡献,红十军一度发展到近2万人。

故事五:方志敏勇于解剖自己的故事

方志敏的最可贵之处,就是对党无限忠诚,严于解剖自己、检讨缺点错误。

在《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一文中,他对部队步调不一、首尾脱节的错误进行了深深的自责和认真的解剖。他说:“千怪万怪,绝不能怪别人,全怪自己错误!咳!错误——一个无可补救的错误!”

在《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序言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中说:“我们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与军事指挥上的迟疑,致红十军团开入狭隘的敌人碉堡区域,遭受极大的损失。”

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他自责“群众工作不够”。“红十军的领导同志对战略战术的了解,不但模糊,而且错误。在敌人残酷的‘围剿’苏区中,红军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配合游击战争和群众斗争,坚决打破敌人的围剿,来巩固苏区根据地”,十军领导同志认识不到这一点,因而“对战术的运用上,也多是犹豫迟疑;大仗打不胜,不能打;小仗又不愿打”,结果错失许多扩大苏区的良机。

在对“左”“右”倾错误的干扰,他进行了反思,认识到右倾保守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者都是凶恶的敌人。他总结道:“在革命胜利发展,环境十分顺利的时候,最要防止胜利乐昏了头脑,而发生‘左’倾盲动,以及腐化享乐,不艰苦做工作。”

方志敏是一位纯洁无瑕的共产党人,但并不否定他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这正是他对党的赤胆忠心和担当精神所在。

故事六:方志敏和三十六岁革命者群体的故事

三十六岁,是人生重要节点。照古人“四十而不惑”的说法,三十六岁还可困惑。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方志敏和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邓演达等几位三十六岁的革命家却叱咤风云,投身“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斗争,并用三十六岁的生命,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惊天伟业。

1922年6月,方志敏在蔡和森主编的《先驱》杂志引导下,来到上海,这段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令他最激动”的时期。在上海,他目睹公园门口居然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看到了黄包车夫等劳动群众受帝国主义的欺凌,“感耻辱而奋起”;他见到了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和从事革命活动的江西籍青年赵醒侬;结识了颇具革命色彩的《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在邵力子举荐下,方志敏不仅成了《民国日报》“觉悟”版的校对员,而且先后刊发了《我的心》《同情心》等富有革命激情的诗文。这段时间,他的求知欲极高,一边任《民国日报》校对,一边在上海大学旁听,多次听瞿秋白、蔡和森授课。当时,瞿秋白主讲哲学;蔡和森主讲社会进化论。上海大学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吸引了方志敏等一大批进步青年前来听讲,还组织学生投入革命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青年干部。方志敏来此旁听,被瞿秋白、蔡和森的才华、学识和所授课程所打动,学到了不少革命道理。受革命先驱蔡和森、瞿秋白等影响,方志敏实现了从血气方刚的爱国主义者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者的转变。

方志敏和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邓演达五位三十六岁的生命,都体现了信仰至上、慨然担当、舍身为民、矢志兴邦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在具体条件下的展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方志敏选择了充满荆棘的革命道路并以其坚定的信仰而奋勇前行。身陷敌人的铁窗炼狱,仍坚持恪守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为革命的胜利流尽最后一滴血,用三十六岁的青春祭奠了心中的宏伟事业。

方志敏留给我们最富贵的财富,是他的信仰和一颗忠心、一片赤诚,是他水晶般纯洁的“党魂”;方志敏留给我们的文稿,是在特殊年代、特定背景下的作品,是时代、人格、事业、生命相撞击的火花,是新时代征程上一盏永不熄灭的灯;方志敏留给我们的精神,是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

最后,我想用叶剑英元帅的一首诗《看方志敏手稿有感》来结束我的讲述:

血染东南半壁红,

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

又照秦淮一叶枫。

(此文节选自作者在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稿)

来源:《江西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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